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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讲,IB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地领导了计算机技术的革命。它使得计算机从政府走向社会,从单纯的科学计算走向商业。它顺应着计算机革命的大潮一漂就是三十年。由于有高额的垄断利润,IBM给员工的薪水、福利和退休金都很丰厚。在二战后很长时间里,它是人们找工作是最向往的公司之一。它甚至有从不裁员的神话,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陷入困境时才不得不第一次裁员。最后,让我们看看惠普在计算机领域的状况。惠普从七十年代起,惠普成功地进入了计算机市场。这个行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长很快,但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在计算机领域,惠普有很多竞争对手,从早期的IBM、DEC到后来的Sun和Dell。进入这个领域的技术和商业门槛并不高,很容易有新的公司挤进来。比如苹果和Dell很快就从无到有,在计算机硬件领域占了很大的地盘。显然,惠普是在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速度,用发展速度来弥补利润率上的损失。但是,惠普公司也许忽略了反摩尔定理的作用,一个计算机硬件公司必须发展超过摩尔定理规定的速度才有意义,否则,利润将一天天萎缩。因此,这种赌博的效果至今有争议。风险投资基金一般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出面,邀集包括自己在内的不超过499位投资者(和投资法人),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为了避税,在美国融资的基金一般注册在特拉华州,在世界上其它地区融资的基金注册在开曼群岛(CaymanIslands)或者是巴哈马(Bahamas)等无企业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读者创业时遇到一个注册在加州或纽约的美国基金,那一定是遇到骗子了)。为什么不能超过499人呢?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一旦一个公司的股东超过五百人,就必须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布自己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而风险投资公司不希望外界了解自己投资的去处和资金的运作,以及在所投资公司所占的股份等细节,一般选择不公开财务和经营情况,因此股东不能超过五百人。每一轮基金融资开始时,风投公司要到特拉华等地注册相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文件中必须说好最高的融资金额、投资的去处和目的。风险投资公司会定一个最低投资额,作为每个投资人参与这一期投资的条件。比如红杉风投一期融资常常超过十亿美元,它会要求每个投资人至少投入两百万美元。显然,这只有机构和非常富有的个人才能拿得出。体育滚球首选平台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它给人机会和梦想。

体育滚球首选平台事实上,微软很眼馋Java这个宝贝,1996年它不得不向太阳公司购买Java的授权(License)。太阳公司当初的想法是通过微软推广Java,合同也是这样签的。但是,微软有自己的算盘,并没有依照合同向用户提供用Java开发的产品,而是通过太阳的技术,搞自己的类似产品。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法庭的判定,微软误导Java开发者、阻碍他们开发兼容太阳公司Java技术的产品,以达到打压Java的目的。为了满足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和开发应用程序的需求,太阳搞出了相应的基于Java的JSP开发环境,微软则争锋相对,搞出了基于自己的VisualBasic的ASP技术。鉴于微软利用它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打压太阳公司,后者不得不于1997年10月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起诉微软,指控后者违反了两公司就Java技术所签定的合同,并要求微软公司停止侵犯Java兼容标准。这场官司后来升级,又和微软的反垄断官司扯到一起。2001年,太阳公司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获得微软公司高达十亿美元的赔偿。但是,微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刚开始时,欧洲联合起来了。以往欧盟各国只能算是松散的联盟,在技术上很难单独和美国抗衡。即使搞出一个不同于美国的行业标准,也很难在世界上占主导,比如彩电的PAL制式。近二十年来,欧洲独立于美国单独行事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吸取了各自为战的失败教训。明显加强了内部的合作。终于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超越了美国。

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风险投资公司每一次融资便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寿命从资金到位开始(CloseFund)到所有投资项目要么收回投资、要么关门结束,通常需要十年时间,前几年是投入,后几年是收回投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定期融资,成立一期期的风险基金。基金为全体投资人共同拥有。风险投资公司自己扮演一个称作总合伙人的角色(GeneralPartner),其它投资者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总合伙人除了拿出一定资金外,同时管理这一轮风险基金。有限合伙人参与分享投资回报但是不参加基金的决策和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能保证总投资人能够独立地、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投资。为了监督总投资人的商业操作和财务,风投基金要雇一个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总律师(AttorneyinGeneral),这两个人(或者公司)不参与决策。风险投资比炒股要凶险得多,一旦出错,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决策,同时替有限合伙人监督总投资人的投资和资本运作,一个风投基金需要有一个董事会(BoardofDirectors)或者顾问委员会(BoardofAdvisors)。这些董事和顾问们要么是商业界和科技界的精英,要么是其它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会参与每次投资的决策,但是决定由总投资人来做。3COM公司虽然搞出了微机局域网,但是该公司目标不明确,它从网络适配器、网络服务器到网络操作系统都做。这也许是因为它创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IT行业最挣钱的还是硬件,所以3COM公司实际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即使当它在网络上失败以后,它仍然习惯性地以硬件为主,买下了生产掌上个人助理系统PalmPilot的母公司USRobotics。由于以太网的标准是公开的,它的适配器没有什么难做的,谁都可以做。而以太网的网络服务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端PC,任何PC厂商都可以做,因此,在3COM公司出现后,各种兼容的网卡和网络服务器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微机局域网市场像微机市场一样混乱而且竞争激烈。其实,微机局域网中最关键的技术是网络操作系统。在这方面也需要一个类似微软的公司来统一它,Novell公司便应运而生了。体育滚球首选平台华为可能是中国目前在IT行业唯一可以和世界上的行业老大竞争的公司,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华为从公司结构和经营上已经和美欧上市公司没有什么差别,同时华为有一位了不起的统帅任正非。任正非,作为一个创造者和巨人(BuilderandTitan)2005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100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它不仅是中国唯一作为创造者和巨人上榜的人,也是全世界除美国以外绝不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华为唯一要注意的是避免亚洲家族企业从兴到衰的宿命。

很多人认为凯丽.菲奥莉娜是惠普历史上最差的CEO。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是,毫无疑问,菲奥莉娜是惠普历史上最有争议、也是最出风头的CEO。作为一位职业女性,在五年内拆掉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科技公司(AT&T和惠普),又主持了两次巨大的商业合并(朗讯和飞利浦的合资,惠普和康柏的并购),菲奥莉娜的功绩或者罪过已经是任何职业经理人很难比拟的了。因此菲奥莉娜无疑是媒体的关注的对象,当然她自己也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微软的MSN部门十几年了还不能盈利,而Yahoo和Google都没用几年就开始盈利而且发展得比MSN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微软的商业模式是以出售客户端软件为主,不适合互联网那种以广告收入来提供免费服务的新的商业模式。和IBM的情况不同,免费的服务和微软的商业模式相冲突,可以想象,如果微软把它的Office软件免费提供出去,它的业绩马上就一落千丈。不但它自己内部的Office部门不会愿意,就连华尔街也不会答应(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会介绍华尔街对上市公司业务的间接但是巨大的影响)。作为投资者,华尔街最希望看到的是IBM安心做它的系统和服务,微软老老实实卖PC软件,Google和雅虎来负责互联网。全世界这些领域的商业规模基本上是个常数,互相争来争去只有各家利润变薄,股价下跌。在微软内部,MSN的发言权相比它的操作系统部门和办公软件部门的发言权低得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软去年将MSN划归最有权威的操作系统部门,但是随着这两个部门的最高执行官凯文-约翰逊跳槽到Juniper当CEO,微软又将把它们分开。很难想象MSN新的掌舵人在微软内部的发言权能超过操作系统和Office部门的领导。如果看一看IBM这五年来的业绩,你会发现IBM的年收入五年来只涨了13%(从810亿到910亿),而利润却涨了4倍(从二十三亿到九十五亿)。原因是,IBM不断地淘汰不挣钱或者挣钱少的部门,扩充利润高的部门。2002年,IBM将效益不好的硬盘部门以三十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的日立公司。2004年底,IBM将它的笔记本电脑部门以十七亿五千万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的联想公司。其中,十二亿五千万是现金交易(由联想付给IBM),另外五个亿是联想以19%的股权交换。也就是说,在当时,IBM认为联想公司值二十六亿美元。再以前,IBM也类似地出售过一些部门。像惠普那样换一个CEO就能翻盘的事不是总能发生的。加尔文的继任者Zander可没有惠普新CEO赫德的本事和运气,虽然他上任时提出夺回手机占有率的口号。和跨国公司大多数受命危难的继任者一样,Zander上台后进行了公司重组,大规模裁员,公司的利润保住了,股价也上来了。同时,他把半导体部门分出去上市,专心于手机业务。但是,在管理公司方面,他并没有显示出过人的本领。办事效率依然不高、内斗明显,产品开发速度上居然赶不上后来居上的三星公司。三星每几个月就能推出一款手机,而摩托罗拉半年都不能定义清楚一款新的手机。不仅如此,摩托罗拉每成功上市一款手机,就有更多款的手机半途而废。因此,摩托罗拉手机的设计成本极高。

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五十年前,在旧日废弃的金矿上人们开始挖掘新的金矿—IT金矿。和老一代的开拓者一样,真正靠淘金发财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硅谷这一片年轻的土地上,只要肯干,在各行各业都会有成功的机会。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一百米,直径八米,寿命长达两千两百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Capital。该公司进入中国后,取名红杉风投。

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1885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1929-1933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体育滚球首选平台我们在上一节中举了一个风投投资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风险投资公司如何决定是否投资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产业),以及如何决定一个小公司的价值。这两个问题要回答清楚需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每一次投资的情况都不相同,前一次投资的案例通常不能用到下一次。因此,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些投资和估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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